就南开学校抗战时期校史若干问题与天津南开中学校史小组商榷
北京南开校友会重庆南开中学校友分会
2004年9月初，我们通过网上得到天津南开中学校史小组“对《北京南开校友会重庆南开中学校友分会声明》提出几点异议”的全文（以下简称《异议》）。经过仔细阅读，并查对了有关历史文件，包括张伯苓校长《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以下简称《回顾》）；喻传鑑主任的《惨痛的回忆》（简称《回忆》）和1952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张校长追悼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1938年9月20日南开校友总会关于将重庆南渝中学改名为“南开学校”给张校长的建议信（简称《建议信》）和重庆南渝中学校董会对学校改名建议的讨论和决议的记录（以下简称《记录》）。我们发现在你们的《几点异议》一文混淆了两个概念，生造了两个词，提出了三个与校史完全不符的误导，现列举如下：
混淆了两个概念：将天津南开中学等同于南开学校。这是导致三个误导的总根源。
生造两个词：“转进根据地”和“办学联合体”；
三个不符合校史的误导：
1．重庆南渝中学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分校”；
2．重庆南渝中学是天津南开中学的“转进根据地”；
3．重庆南开中学是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重庆南渝中学三校“办学联合体”，抗战胜利后又“一分为三”。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我们认为澄清这些问题，分清是非，还历史真面目的主要依据，是老校长在《回顾》一文中对“学校略史”的叙述。因此，特全文录写于后，再据此提出我们的看法与你们商榷。
四、学校略史
南开学校成立于光绪三十年，但在学校成立之前，尚有六年之胚胎时期。即严、王两馆是也。此六年之胚胎时期，若与南开四十年之历史合并计算，则南开学校已有四十六年之历史矣！此四十六年之历史可分为四大时期：即一、胚胎时期；二、创业时期；三、发展时期；及四、继兴时期。兹分述如次：
1、胚胎时期（清光绪二十四年——三十年）
严、王二馆成立
光绪二十四年，严范孙先生设立家塾，聘苓主讲，以英、算、理、化诸科——时号称“西学”，教其子侄，有学生五人。其后三年，邑绅王奎章亦聘苓教其子弟，有学生六人，取名“王馆”，盖所以别于“严馆”也。苓每日上午课严馆，下午课王馆，如是六年，迄于南开学校之成立。本期由严馆（光绪二十四年）而中学（光绪三十年）为期较短，发展亦少，是为南开之胚胎时期。
2．创业时期（清光绪三十年——民国八年）
中学之成立及其发展
光绪三十年，苓与严范孙先生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知彼邦富强，实由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著手。而中学居小学与大学之间，为培养救国干部人才之重要阶段，决定先行创办中学，徐图扩充。归国后，即与严、王两馆合并，并招收新生，正式成立中学。校舍在严宅偏院，教室仅有小室数椽，学生七十余人，教员三、四人，实一规模狭小，设备未完之南开雏型也。当时校名，初称“私立中学堂”，后易名“敬业中学堂”，旋复改称“私立第一中学堂”。因私人设立之中学，尚有数处也。中学成立之四年，学生人数大增，以校舍逼仄，不能容纳，得邑绅郑菊如先生捐城西南名“南开”地数十亩为校址，遂筹经费，起建校舍。是年秋，乃由严宅迁入新校舍，校名改称“南开中学”，盖以地名也。
宣统三年，天津客籍学堂与长芦中学堂并入本校，学生人数增至五百人。
民国三年，直隶工业专门与法政学校两附属中学，亦归并本校，于是学生益多。四年，徇中学毕业生之请求，增设英语专门科。翌年，复设专门部及高等师范各一班。卒因经费困难，人才缺乏，致先后停办。六年，中学日形发达，学生满千人。苓以办理高等教育，两次失败，深感办学困难，乃于是年秋，第二次渡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并考察其国内私立大学之组织及其发展，为将来重办大学之借镜。七年冬，与严范孙、范静生、孙子文诸先生偕同归国，一方竭力充实中学，一方开始筹办大学。南开历史，从此进入大学发展时期矣。
中学在此时期中，年年有新发展。如购置新地，建筑新舍，几无年无之。虽经费时感拮据，多承徐前大总统菊人、陈前直隶总督小石、朱前巡按使经白、与刘前民政长仲鲁诸先生，或拔助常年经费，或辅助建筑费用，倡导教育，殊深感激！严範孙、王奎章二先生之捐助常年经费，郑菊如先生之捐助南开地亩，以及袁慰亭、严子均二先生等之捐资起建校舍，均于南开学校基础之奠定，有莫大之助力也。
此期自中学创始（光绪三十年）至大学成立（民国八年），共十有五年。中心工作在发展中学，筹办大学，中间虽经历艰难挫折，仍能日在发展长进之中，可称为南开发韧时期，亦可称为南开之创业时期。
3．发展时期（民国八年——民国二十六年）
大学部之成立及其发展
中学部之继续扩充
重庆南渝中学之创立
民国七年冬，苓自美归国，壹志创办大学，得前大总统徐公、黎公，及李秀山先生之赞助，遂于八年春，建大学讲室于中学之南端隙地。是年秋，校舍落成，招生百余人，设文、理、商三科，于是大学部正式成立。九年，李秀山先生捐助遗产五十万为大学基金。十年，李组绅先生捐助矿科经费，于是大学又增设矿科，十一年，在八里台得地七百余亩，起建新校舍。翌年迁入。至是南开学校分为两部——中学部、大学部。全校学生合计一千八百人。十二年秋，因天津各小学毕业生之请求，添设女中部，招收学生八十余人，租用民房开学。于是南开学校扩充为三部——中学部、大学部、女中部，学生又多增百余人。
十六年，苓以日寇觊觎东北甚急，特赴东北四省视察。归校后组织东北研究会，并派员前往实地调查，搜集资料，藉资研究。于是南开学校深受日本人之嫉视。
十七年，增设小学部，聘请美人阮芝仪博士为实验导师，从事设计教学法之实验。
大学成立既数年，基础渐固，设备亦完，为提高学术研究，并造就专门人才计，二十年，添设经济研究所，二十一年，设立化学研究所。二者除调查研究外，并著重于专门技术之训练。至是南开学校扩充为五部——大学部、中学部、女中部、小学部、研究所，学生总数乃达三千人矣。
二十四年冬，苓赴四川考察教育，深感津校事业，仅能维持现状，而川地教育，尚可积极发展。且华北局势，危急万状，一旦有变，学校必不保。为谋南开事业推广计，并为谋教育工作不为时局变化而中断计，决意在川设立分校，于二十五年秋，招生开学。于是南开学校在重庆复增设一部。
此期学校各部颇多进展，经费之需要甚巨，各方面人士热烈赞助，慷慨解囊者亦至多。在大学部，有李秀山、袁述之、卢木斋、陈芝琴、李组绅、傅宜生、李典臣、吴达铨诸先生，以及美国罗氏基金团等，或慨捐基金，或资助常费；或出资建筑校舍，或解囊充实图书；尤以吴达铨先生所发起之“南大学生奖助金”运动，每生年得奖助金三百元，名额约三四十人，于清寒学生嘉惠尤多！在中学部，则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之奖助经费。章瑞庭先生之独捐巨款建筑大礼堂，蔚为中学部最庄严最宏丽之建筑。而校友总会发起募捐运动，建筑科学馆，及奖助学生基金，成绩尤为圆满。至捐助女中及小学建筑经费者，此期有张仲平、王心容二先生；辅助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年经费者，则有美国罗氏基金团。
重庆南渝中学捐助开办费者，主席蒋公为第一人。其后有刘甫澄、吴受彤、康心如、陈芝琴与范旭东诸先生，捐助建筑费及仪器图书等。凡上所举，皆荦荦大者，其他热心捐助者为数尚多，不及备举，皆于南开学校各部之发展，赞助至多。此期工作，实可谓尽力至大，收效亦至宏也。
4．继兴时期（民国二十五年——三十三年）
津校之毁灭
渝校之继兴
复校之准备
本期自民国二十五年迄今，凡八年。在此期中，津校惨遭暴日炸毁已不存在，重庆南开逐年发展，继续南开生命，继旧兴新，此期可称为南开之“继”“兴”时期，亦即南开再造之准备时期也。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 变作，平、津沦陷，南开于七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大部校舍惨被敌机轮番轰炸焚毁，是为国内教育文化机关之首遭牺牲者。时苓因公在京，以数十年惨淡经营之学校，毁于一旦，闻耗大恸！时主席蒋公慰苓曰：“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语至明断而诚恳。蒋公对南开之爱护备至，即此可见。苓深受感动，自当益加奋勉，为南开前途而努力也。
当津校被毁之日，我重庆南渝中学，成立已一周年矣！民国二十四年冬。苓游川，既决定设一中学，乃于翌年春，派员来渝，选购校址，督造校舍，首蒙今国府蒋公慨捐巨款，补助开办费用，于是第一期校舍建筑，乃按预定计划完成。是年秋，招收新生二百余人，正式开学，命名为南渝中学，盖取南开在渝设校之意。二十五年秋，苓第二次入川，为学校筹募经费，组织董事会，聘请吴达铨、张岳军、吴受彤、刘航琛、康心如、何北衡、胡子昂、卢作孚诸先生为董事，又完成第二期校舍建筑计划。及后华北事变，津校被毁，而我南开学校犹能屹立西南后方，弦诵弗辍，工作未断者，皆当年准备早之故。社会一部人士，辄以为重庆南开学校系于津变后而迁川者实误矣！惟因有南渝，津校一部员生于平、津战役序幕初展时，即相率南下，辗转来川，得照常工作，继续求学，而南开团体，得以维持不散，是则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也。
嗣后京、沪沦陷，各校卒迁川，痛苦万状。佥以南开学校于战前早有准备，树立基础，深为称羡！一致誉苓眼光远大，有先见之明。其实华北之岌岌可危，暴日之必然蠢动，举国皆知。不过苓认识日本较切，而南开校址又接近日本兵营。倘有变，津校之必不能保，自在意中，故乃早事准备，及时行动耳！但蒋公在抗战前，即认定四川为我民族复兴根据地，建设四川即所以建设中国，故乐于助苓在川设立分校，其眼光为何如哉！
南开大学被毁后，教育部命与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合并迁往长沙，称为临时大学。后复迁至昆明，改称为西南联合大学。苓与蒋梦麟及梅贻倚二校长共任常委，彼此通力合作，和衷共济。今西南联大已成为国内最负盛誉之学府矣！
二十七年，校友总会建议南渝更名南开，以示南开学校之生命并示中断，乃将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是年因战区学生来川者纷请入校，学生人数增至一千五百余人。
二十八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重庆复课，招收研究生十人，正式开始工作。
二十九年，重庆南开临时小学成立，学生百余人。
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重庆受敌机威胁，惨遭轰炸，即教育机关亦难幸免。本校三次被敌机投弹，而以三十年八月为最烈。敌机以南开为目标，投落巨弹三十余枚，一部校舍或直接中弹，或震动被毁，损失颇巨，但事后即行修复，敌机威胁虽重，学校工作初不因之停顿。
三十三年，校友总会发起募集“伯苓四七奖助基金”运动，成绩美满，募得六百万元。是年特设清寒优秀学生免费学额多名，青年学子受惠实大。
现在国运好转，胜利在望。建国治国需才孔多。将来全国复员时，苓誓为南开复校，地点仍在天津，大学要设八里台，科系须增加；中学仍在旧址，力求设备充实。在北平长春两地，并拟各设中学一所，至重庆南开，则仍继续办理。将来各地中学学生，经过严格基本训练后，再择优选送大学再求深造，定可为国家培养真正有用之人才。至于复校详细计划，尚在缜密研讨之中。惟念南开得有元首之奖掖，邦人之提携，将来复校工作，前途绝对乐观，可断言也。
总上所述，南开学校四十年来，由私熟而中学而大学；由全盛而毁灭而继兴，中间经过多少困难，经过多少挫折，但复校之志愿未偿，南开之前途正远，兴念及此，不禁感慨系之！
一、混淆两个概念：将天津南开中学等同于南开学校。
天津南开中学不能等同于南开学校，她只是南开学校的一部分，南开学校在1919年以后是代表南开系列学校的总体。
首先必须指出，张校长在《回顾》一文中是把“南开学校”和“天津南开中学”这两个概念截然区分开的。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要求所有的“学堂”都必须改名为“学校”，当时的南开中学堂也必须改名，但张伯苓校长并没有简单地将南开中学堂改名为南开中学校，而是借机改名（也可以说是组建）为“南开学校”。这是为什么？正如《回顾》所述，当时处于南开学校的创业时期，“而中学居小学与大学之间，为培养救国干部人才之主要阶段，决定先行创办中学，徐图扩充”，“此期自中学创始（1904年）至大学成立（1919年），共十有五年。中心工作在发展中学，筹办大学。”显然改称“南开学校”更便于筹办大学，进而进行系列化办学。不可否认，在1912——1919年间，天津南开中学是南开学校的惟一生命载体。然而自1919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大学部正式成立，并于1923年迁入八里台。《回顾》称，“至是南开学校分为两部——中学部、大学部”。中学部就是指天津南开中学，她已不能等同于南开学校，而只是南开学校的两个生命载体之一。至1932年南开学校又逐步增加了女中部、小学部和研究所这三部。南开学校的生命载体增至5个。天津南开中学（实际上已只是男中部）就更不能等同于南开学校了。1936年南开学校在重庆“复增一部”，一个与南开学校不同名的较特殊的新生命载体——南渝中学诞生。张校长在《回顾》中所提的“南开”和“南开学校”两词，从1919年到1936年是指南开系列学校全体；而在七七事变津校被毁后则是指南渝中学（后改名为南开中学）为生命载体的重庆南开学校，个别情况下指重庆南渝或重庆南开中学。
正是由于你们有意混淆“南开学校”和“天津南开中学”这两个概念，把天津南开中学等同于南开学校，于是，一身多职喻传鑑、伉乃如、孟襄琴、华午晴(注：喻、华两人于1936年受张校长委托主管南渝中学的校务和庶务；伉身任校长秘书，兼管大学的注册工作；孟为南开的财务大主管；人称他们为南开的“四大金钢”。)等南开学校的核心骨干就变成了仅仅是你们所称的“天津南开中学的管理层”。《回顾》中所称“南开团体得以维持不散”变成了“天津南开中学团体得以不散”，而“南开团体不散、精神不灭、生命未中断”就变成了“当然是指天津南开中学的生命未中断”了。这种鱼目混珠、移花接木式的有意混淆是你们制造种种误导的总根源。例如，《回顾》在“继兴时期（1936年——1944年）津校之毁灭，渝校之继兴，复校之准备”一节中写到：“本期凡八年。在此期中，津校惨遭暴日炸毁已不存在，重庆南开逐年发展，继续南开生命。”文中的“重庆南开”一词指的是由重庆南渝中学改名的重庆南开中学；“继续南开生命”中的“南开”一词指的是南开学校。而你们为了把重庆南开中学说成是“三校办学联合体”，竟然否认“津校被毁已不存在”的事实，说这是“个别人所说”，不足为信。须知，这不但是老校长亲笔写就，而且1952年喻传鑑主任在张校长追悼会的讲话中仍然重申：“七七事变，南开被毁，虽然重庆的南渝改称南开，但天津的南开已不存在。”由此不难看出，你们对待历史事实的态度是何等不严肃，而你们的思维逻辑又是何等混乱和荒谬。
二、误导之一：重庆南渝中学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分校
张校长在《回顾》中称：“1935年为谋南开事业推广计，并为谋教育工作不为时局变化而中断计，决定在川设立分校。”1938年9月张校长在讨论南渝改名南开的第三次南渝中学校董会上的讲话指出，南渝中学本打算取名重庆南开中学，但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私立学校不准设分校”，申请未获准，始定名为重庆南渝中学，“盖取南开在渝设校之意”。这就形成了南渝中学成为南开学校在重庆的“较特殊”的一部。她与南开学校不同名，拥有独立的校董事会负责筹措经费。你们把被法律否定的呈文作为立论的依据太站不住脚了吧！试问：同在天津一地的南开女中尚不准成为天津南开中学（男中）的分校；而远在千里之外，有不同校名、有不同校董会和不同体制（男女合校）的南渝中学倒非法地成为了天津南开中学的分校，这难道不是严重失实的误导吗？！
三、误导之二：重庆南渝中学是天津南开中学的转进根据地。
“转进根据地”是诸多“天津南开中学西迁”说中的最新提法，是你们小组的创新，目的当然是为“西迁”说进一步提供依据。你们用了大篇幅述说，因此我们的商榷文字也长一些。
鉴于华北危急，有远见的张校长在《回顾》的叙述：“为谋南开事业推广计，并为谋教育工作不因时局变化而中断计，决定在川设立分校。”原拟取名重庆南开中学，因当时教育部规定私立学校不准设立分校，故“命名为南渝中学，盖取南开（在此是指南开学校）在渝设校之意”。1936年秋，南渝中学正式开学，“于是南开学校在重庆复增一部”，即南开学校的生命载体又增加了一个，其设施和规模绝不亚于天津的兄弟校。可以说为南开事业推广的目标已初步实现，而为教育工作不致因时局变化而中断的条件也已具备。《回顾》中接着称：“及后华北事变，津校被毁，而我南开学校犹能屹立西南后方，（只不过暂时回到了创业时期只有一个生命载体的状态）弦诵弗掇，工作未断者，皆因当年准备早之故。”随后，老校长又纠正当时流行的错误说法：“社会一部分人士，辄以为重庆南开学校，系于津变后而迁川者，实误矣！”又进一步阐明南渝中学这个新生命载体对南开事业和教育工作的作用：“惟因有南渝，津校一部员生于平、津战役序幕初展时，即相率南下，辗转来川，得照常工作，继续求学，而南开团体，得以维持不散。”上述我们对《回顾》一文的理解能说是“断章取义”吗？试问重庆南开学校不是由天津迁来的，哪里会有天津南开中学西迁呢？！而所谓“转进根据地”更属子虚乌有。
再谈喻传鑑主任的《惨痛的回忆》。我们再次仔细阅读全文，的确找不到有关喻主任与当时在校教职员工商讨迁校或组织津校西迁的任何叙述。《回忆》所述的事实如下：当时正值暑假，喻主任和少数老师留校组织暑假招生，第一次招考已结束，准备发榜。七月二十八日，日寇开始进攻天津。“同仁负责学校的尚有十余人，同学无处可去的也有三十余人，大家集合一处，相对无言。”二十九日下午，南开大学被炸，卅日日机炸毁了南开中学、女中和小学，幸无人员伤亡。“学校既被毁，为安全计，集中留校师生五十余人，由丁辅仁、王九苓及其他几位先生率领，先往学校旁的比商电车公司躲避。喻主任率居住学校附近同仁里的五、六家学校职工及家属六十余人也往电车公司躲避。（至于当时不在学校的广大师生，文中未提及）。因日军及其特务开始搜捕南开学校负责人，又不得不辗转将百余人转移到英租界躲避。人身安全暂得保障后，喻主任鉴于“学校既被毁灭，一时恢复无望，津市已成魔窟，不可一日居，决定西行入蜀，为重庆南开（时名南渝中学）而努力，同仁均赞同斯意。八月十三日乃携女娴文偕同事华午晴、陆善忱诸位，乘英轮浙江号南下。南开师生船上不期而遇的三十余人。”原打算先去南京向校长汇报学校被毁经过（请注意未提所谓“津校西迁”），被战事所阻，不得不转而直接奔赴重庆。途中又多次受阻，幸得在当时铁路和船运公司工作的南开校友相助，才购得车、船票辗转于9月2日到达重庆。以上是他亲历的离津赴渝过程。这难道就是你们所谓的“津校西迁”？
抗战时期各学校迁校之事并非罕见，且系爱国之举，如果张校长和喻主任果真组织了天津南开中学西迁，为何在《回顾》和《回忆》中只字不提，反而还要纠正迁校的误说呢？可见“津校西迁”之事的确是没有的！而你们校史小组却把它研究考证出来了。这只能说明你们对待历史研究缺乏起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你们为什么就不能相信老校长是当时教育界惟一有此远见的校长呢？如果你们是秉承了某些人的旨意而有意误导，那就更可悲了！
四、误导之三：重庆南开中学是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重庆南渝中学的三校“办学联合体”。
“办学联合体”是诸多误导中的又一新提法，其实质无非是重申重庆南开中学系重庆南渝中学和天津南开中学合并而成，只不过新加上了南开女中作为陪衬。
南渝改为南开的建议是由南开校友总会于1938年9月20日向张校长用建议信提出的。当时距“津校遭暴日炸毁已不存在”已一年有余，而且校友总会代表的是天津各校的全体校友，其权威性不容置疑。校友总会建议将南渝中学改名为“南开学校”，提出的理由有四条：
（1）使南渝中学名副其实地合法地成为南开学校的生命载体。建议书说：“校长创立南渝之始，原欲分播我南开精神于中国西部”
。“今我南开在天津之躯壳，被敌人摧毁矣！我南开在重庆的躯壳，正须发扬而光大之”。“南渝更名为南开，既有南开躯壳之名，复副我南开精神之实”，以寄托南开精神。
（2）承续严范孙先生及张校长缔造的南开复兴民族之精神。
（3）集中全部人力财力发展南渝作为异日光复天津母校的先声。
（4）改变南开校友总会因津校被毁已无毕业校友，“致令校友发生继起无人之感”和“南渝校友在社会建立信用非十年二十年不
为功”的两难局面，“使两校校友合为一体，服务社会，效忠国家，共同为我国的民族作复兴之工作”。
建议书“谨请校长俯准采纳，提请董事会议决，迅速将南渝中学更名为南开学校。”
1938年9月25日召开的南渝中学校董会第三次会议讨论了《南开校友建议更名案》。喻主任介绍了更名案提出的四点理由后，张校长做报告。《记录》中纪录的全文如下：“校长报告——先述南开学校成立经过，次谓本校创办之初，原拟定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因按部章，私立学校不准设立分校，始定名为南渝中学。抗战军兴，现南开被敌摧毁。战后固可恢复南开固有规模，惟抗战已成长期，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然欲短期内在津恢复南开亦殊不易。故校友会有此建议。但南渝建筑费及常费方得政府机关补助；渝校缔造，又赖川中人士捐资擘画，更名有无困难？再更名后旧董事会及原有基金应如何处置处理，亦是问题，请讨论”。
决议如下：“本校更名为《南开学校》，于本年10月17日举行第三十四周年纪念会时宣布。所有一切应办之手续及其他有关事项，统由校长办理”。
本次会议上，喻主任还报告：“本校在自流井中接办蜀光中学，现已有学生八百余人”。
1939年3月重庆南开中学向第四次校董会提交报告称：“上次校董会决定将南渝更名为南开后，即请四川省政府转呈教部备案。兹已得到教部批示，准将《私立南渝中学》更名为《私立南开中学》，《私立南渝中学校董会》更名为《私立南开中学校董会》。”
这就是南渝更名南开的全过程。更名后“南开学校”和“重庆南开中学”两块校牌分挂于校门两侧，直到解放未有任何改变。（天津南开中学复校后，“南开学校”的校牌仍留在重庆，再次说明天津南开中学不能等同于南开学校）。
我们仔细查阅了上述有效法律文件，没有一字一句支持“分校”说、“西迁”
说，更何况三校“办学联合体”和“一分为三”的说法。纵观张校长对更改校名建议的处理，公开透明、谦虚谨慎、遵规守法，再次明确：津校因被毁停办后再无学生毕业；重庆南渝不是津校的分校；重庆南渝改名的重庆南开中学不是与津校合并而成，更不是什么“办学联合体”，没有给你们留下钻空子的任何借口。你们的误导还需要我们反驳吗？！
秉笔直书是我国史学界的优良传统。我们研究校史当然也应持此实事求是的态度。解放前南开学校的校史是清晰的，老校长的《回顾》及其他资料均在重庆档案馆内保存完好，只要不有意歪曲、编造，就不会进行误导。正是天津南开中学的某些人隅于个人和一校之私，悖于南开公能的传统，通过《百年南开》图片展览，以极不负责任的方式歪曲和修改老校长在《回顾》中所叙述的南开学校发展时期和继兴时期（即抗战期间）的历史结论，故意贬低和歧视重庆南开和自贡蜀光两所兄弟校的地位和成就，巧取其成果；甚至把解放后这两所兄弟校广大师生的活动和成就排斥在南开系列学校之外，严重地伤害了兄弟校的感情和南开大家庭的团结。并且还通过香港凤凰台、香港文汇报等媒体广为传播，进行误导。作为历史的亲历者的我们，才不得不发表声明表示不能接受并要求纠正。对此天津南开中学召开校史馆咨询会商量对策，又公开发表《异议》一文。如果你们具有消除分歧和误解的诚意，为何不通过北京南开校友会通知我们派人与会，将矛盾和分歧化解于心平气和的兄弟般讨论之中，而非要坚持公开争论，迫使我们再次表态。同为南开人，就校史公开对阵，实非我们所愿，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因此，我们建议两方分别请天津南开中学校友会和重庆南开中学校友会出面将不同看法的代表聚在一起，召开校史研究会，以学习张校长《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为主的有关校史历史文件，澄清事实，消除分歧，还校史本来面目，以期兄弟校相互团结，共同前进。我们衷心希望能得到你们善意的响应。如果你们仍然坚持公开回答，那就请举出老校长、喻主任的其他讲话和文字或别的有效法律文件作为反驳我们论点的依据，而不要再引用广为流传的错误看法和报导来纠缠。否则我们不再同你们进行这种没有实际意义的公开讨论，我们仍坚持原来申明和本文中所持的立场和观点。
(2004/9/25)
附录
(1)
喻传鉴：惨痛的回忆（待发表）
(2)
喻传鉴：在张校长追悼会上的讲话（待全文发表）
(3)
南开校友总会关于将重庆南渝中学改名为《南开学校》给张校长的建议信（待发表）
(4)
南渝中学第三次董事会会议记录（从记录可知：董事会成员多为四川银行业及实业界人士，南渝中学建筑费及常费39万余圆大部来自政府机关补助和川中人士捐赠。）（待发表）
(5)
重庆南开中学第四次校董会报告（节录）（待发表）
(6)
北京南开校友会重庆南开中学北京校友分会声明：尊重历史，信守真实（巳发表）
(7)
天津南开中学校友会校史研究小组：针对《北京南开校友会重庆南开中学北京校友分会声明》提出的几点异议（见下附）
附录7：针对《北京南开校友会重庆南开中学北京校友分会声明》提出的几点异议
针对《北京南开校友会重庆南开中学北京校友分会声明》
天津南开中学校友会校史研究小组
一段时间以来，重庆南开中学的个别校友在网上连续发表文章，谈其对重庆南开中学和天津南开中学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尽管文章观点偏颇、言词尖刻，论据也多是将张伯苓校长的文章断章取义，但考虑到其观点属个人见解，我们校友会校史研究小组未针对其文章发表意见。
日前又见到一封署名“北京南开校友会重庆南开中学北京校友分会”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对由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百年南开》展览中，关于抗战期间天津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部分历史的表述提出异议，其观点与前面提到的个别校友文章观点如出一辙。该声明报送范围极广。作为校史研究小组的成员，我们认为：如继续任由一些失实或片面的校史宣传文章在校友间甚或在社会上流传，将会严重损毁南开系列学校共同拥有的良好社会声誉，并进而影响到各兄弟校之间的团结，影响到广布于世界各地的南开校友会的正常工作，也必将给所有南开人都衷心热盼的百年大庆蒙上一层阴影。为此，我们结合目前掌握的校史资料，针对该声明中的主要观点，提出如下意见：
1937年日寇所毁占者只是天津南开中学之校舍，作为办学实体，天津南开中学的生命并未因此中断；抗战时期的重庆南开中学是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南渝中学的办学联合体；天津南开中学抗战期间“内迁八载，校脉不绝”；抗战胜利后，天津南开中学津门复校。
一、1937年日寇毁校，未能伤及天津南开中学的管理层和骨干教师群体。
1937年7月，因天津南开中学抗日影响甚巨，日寇在占领天津后，专门调拨军事力量，先以飞机轰炸，后以火烧，必将南开置于死地而后快。南开津门四校之建筑，仅南开校园北区因紧邻比利时电车公司而得保存，但亦旋即被日寇占为养马场和关押抗日志士的牢笼。所幸者，当时正值暑假，在校师生不多，没有人员伤亡。（具体资料详见喻传鉴《惨痛之回忆》）
二、校园被毁占后，学校有组织地安置了师生，天津南开中学团体得以不散。
校园被毁占之时，张校长正在南京公干，主持中学事务的校务主任喻传鉴正在布置新生录取工作。日机轰炸之时，喻主任组织在校师生退入比利时电车公司避难，后又几经周折将师生安全送往租界。
此后，根据学校安排，几位教工组成天津留守处，匿居于南开中学附近，监视校园内日寇举动，同时保管学校的部分资金。抗战8年，尽管生计艰难，他们却没有动用一分一厘校产，一直苦等至抗战胜利学校复员津门。若真如个别人所言“天津南开已不复存在”，学校设立留守处何用？
对于在籍学生，学校通过各种渠道通知：可直接往重庆南渝中学就读，那里有张校长早已为南开构建的退身之所——南渝中学。留津师生则进入位于英租界的耀华中学，组成“南开特班”，其中就包括了梁思礼院士。
以上事实有众多亲历当年的老校友以及留守处员工的后人的回忆文章及采访的录音录像资料为证。
喻传鉴主任等人绝非如个别重庆校友所说“学校被炸后即仓促逃离”，而是尽职尽责地安置完师生之后才离开津门。学校全体管理层和骨干教师此后历尽艰辛、陆续到达重庆之史实，所体现的正是南开群体不惧暴日淫威，秉持教育救国之理念的巍巍精神，又岂可被贬低为是“个人行为”。
作为一所学校，校舍的兴毁绝不等同于学校的兴毁，因为形成并传承学校传统、教育思想、理念的是这所学校的“人”，这些“人”的核心就是学校的管理、教学的骨干。所以张校长才多次明示：日寇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团体不散，精神不灭，生命未中断！这里所指的“生命未中断”当然指的是天津南开中学的生命未中断。
三、重庆南渝中学就是张伯苓校长为天津南开中学筹建的转进根据地，天津南开中学在抗战期间“迁校”一说由来已久。
1935年，天津南开中学向教育部呈文（有原件备查）“特近者，华北环境恶劣，支撑现状事已非易，再求扩充，势所难能。……拟在重庆购地建屋，现开办南开中学第一分校，并预定于本学年暑假后（1936年）开学。”张伯苓校长在《四十年回顾》一文中亦明言建南渝中学的目的：“华北局势，危机万状，一旦有变，学校必不保。……为谋教育工作不因时局变化而中断计，决意在四川设立分校。”
据旅台知名校友查良鉴在1975年纪念张伯苓校长诞辰100周年的回忆文章中所述：1935年，张校长数度经过上海，数次在校友会上讲话，他深深地为华北局势恶化而感到忧虑，决定做迁校准备。亲赴各省勘察迁校地址。张校长在选好校址后，甚为欣慰地告知众校友，已为一旦华北沦陷，天津南开学校（当时天津南开中学所用校名）迁校做好了准备。稍知南开校史的人都能明白，所谓做好准备即指重庆南渝中学的建立。
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战时重庆南开中学一分为三，天津南开中学在天津原址复校，南开女中在天津甘肃路复校，重庆南开中学继续办理。喻传鉴兼任津渝两地南开中学的校务主任。当时津校出版的《42周年校庆特刊》中载教务主任关健南文章，对抗战8年津校历史的表述就是“内迁八载，校脉不绝”。
1984年7月2日《四川日报》头版署名丁润生、杨文镒写的通讯：《邓颖超同志为南开中学写校名》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南开中学是一所有八十年历史、负有盛名的学校。一九零四年由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应首先提严范孙先生——引录者注）创办于天津，当时叫南开学校（应叫天津南开学校——引录者注）。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七年在这所学校学习。一九三六年在重庆设立分校‘南渝中学’。抗战初，天津南开中学迁渝，改名‘重庆南开中学’”。
请注意：《重庆日报》、《四川日报》所载津校迁入渝校的报道，均已被收入《重庆南开中学校史资料》之中。
至于声明中对张伯苓校长在《四十年之回顾》一文中“社会一部人士，辄以为重庆南开学校，系于津变后而迁川者，实误矣！”一句的引用则完全是断章取义。张校长原文中在这一句之前先详述从1935年开始筹建南渝中学之经过，再写“及后华北事变，津校被毁，而我南开学校，犹能屹立西南后方，弦诵弗辍，工作未断者，皆当年准备较早之故。社会一部人士，辄以为重庆南开学校，系于津变后而迁川者，实误矣！”
将上下文连读，谁都能明白张校长所要澄清之“误”，是指当时有人对南渝中学建立时间有误解，南渝中学于1936年早已建好，而非1937年所建。
四、抗战时期的重庆南开中学是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南渝中学的办学联合体。
津校被毁占后，男中、女中的全体管理层、大部分骨干教师及部分学生陆续迁渝，包括：校长张伯苓，校务主任喻传鉴，教务主任兼校长秘书伉乃如，总务主任孟琴襄，庶务主任华午晴，秘书陆善忱，男女舍监丁辅仁、郭平凡、任启南、王文田，斋务员王九苓；随迁的骨干教师涵盖了数学、国文、英语、生物、化学等各学科；重庆南开1938届高中毕业生50余人中40多人来自天津南开中学，其中就有后来成为院士的马杏垣；其他各年级各班也都有天津南开迁来的学生。（1945年天津南开中学复校时各班也都有重庆南开中学回迁的学生。）
南渝初建时，师生总计不过200余人，仅有的14名教职员也全是天津南开中学派来的。至津校被毁，津校全体管理层和教学精英群体、部分学生相率来渝，尤其是1938年，校名更为重庆南开中学，津校30余年办学之积淀之精华注入其中，学生人数始陡增至1500余人。
以上种种足证：抗战期间天津南开中学西迁，战时重庆南开中学为津渝三校的办学联合体，抗战8年期间在战时重庆南开中学就读的南开校友应是津渝三校所共同的校友，一如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的校友是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三校共同的校友。
个别重庆南开校友提出，津校“迁校”没有当年政府的指令，因而不能将中学这段历史类比于西南联大的历史，其实，产生这种想法，是因为一些校友不了解当年私立南开各部之间的关系。一所私立中学，因国难，在校长领导下，由发祥地迁往相对安全的分校，难道还必须由政府下令吗？
五、作为私立中学的津渝三校当年是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现在的几位校友对当年的历史产生偏颇看法，乃是错误地以新中国建立津、渝三校改公立中学后的各校间的状况来分析、理解南开私立时期各校的关系，实大误矣。
解放前的私立南开各校，从财务到管理都是在张伯苓校长领导下的一个整体。南渝中学建校的启动资金来自津渝两地南开校友的捐赠，来自津校30余年的办学积淀，来自天津在校师生捐款。其后又有三校师生抗战8年共赴国难，共度时艰的难忘岁月。奈何今日竟有人声称津、渝三校从始就是“彼此独立，互不相属”之学校，更进而将津校迁渝之事称为是“重庆南渝中学接纳了天津南开中学逃难而来的十几名员工。”还有一点儿爱国抗战的情感吗？
南开改公立后，虽学校各有统属，但校际间友好联络交往不断。每到一校逢五逢十之大庆，其他各校必齐至道贺。对抗战期间三校联合的这段历史，各校也有共识，从未因此产生磨擦。
南开校友之团结、亲如一家一直是为世人所称颂的。一直以来，南开校友总会之下的分会除发祥地天津外，只以设立地点相区别，内部再无门户之分。日前个别校友虽出于热爱自己母校之心，但却隅于门户之见，不负责任的言行，即有悖于南开公能之传统，又有损于南开大家庭之团结，更不利于今日南开各校携手并进。
诚望起草“声明”的重庆南开校友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正确总结南开，积极宣传南开！